该文系笔者2003-04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国家经济安全重大课题时撰写的研究报告。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美国国防部报告称美国的战略重点将从欧洲转向亚洲，公开宣称将中国作为头号“战略对手”，此后不久美国间谍飞机又在中国南海撞毁中国军机，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和爱国主义情绪。但是，笔者发现某些国内官员、企业家和学者，却表现了同中国广大民众截然不同的态度，指责中国外交部门态度强硬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甚至指责中国军机维护主权行为引发中美冲突。笔者发现他们的子女往往在美国定居、经商，非常担心中美关系恶化影响在国外的子女，主张中国屈从美国霸权和反华舆论压力，殊不知美国右翼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通过编造类似李文和窃取核机密事件的手法，蓄意制造反华舆论并非为了冤枉某个人，而是为了通过全球霸权寻租获得长期经济利益，倘若中国遇到压力就屈从美国霸权，恰恰会让美国右翼势力感到得逞尝到甜头，反而会变本加厉地更积极推动反华。
该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经常“忽软忽硬”变化，表面反复无常变化背后隐藏着“软硬兼施”的攻心战谋略，能够产生强烈心理震撼引起国际对手内部发生分歧、矛盾，正像钢铁虽然坚硬不惧怕外部的硬撞击，却难以耐受反复弯折因缺乏韧性发生断裂，主张中国“刚柔并济”应对美国“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无论对美国“软诱惑”和“硬恫吓”，中国都应处变不惊、头脑清醒、沉着应对。据2010年美国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不支持奥巴马连任总统，下一届总统很可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甚至有意表演“非理性的疯狂”来促进美国利益，中国对美国对外政策由软变硬应有充分准备。
一、 中美关系为何出现一波三折的反复
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戏剧性变化，令许多中国人感到不安和困惑，为何美国对华忽而友善又忽而敌对？反复无常的变化背后究竟是什么缘由？中国是否也像前苏联一样，面临美国策划“软战争”秘密战略的威胁？对于中国维护政治、经济与军事安全来说，抵御“软战争”的威胁具有很大现实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布什政府的21世纪新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再崛起挑战美国优势，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来遏制国际对手。由于中国是拥有“两弹一星”的大国，直接的军事冲突可能付出重大代价，因此，美国很可能采取“软战争”来对付中国。特别是布什再次当选总统之后，代表温和派的国务卿鲍威尔宣布辞职，显示出美国右翼鹰派势力上升并全面掌权，新国务卿赖斯作为俄罗斯问题的专家，曾参与策划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因竭力鼓动伊拉克战争声誉不佳，如今竟被布什任命担任了世界银行行长的职务，这预示着在伊拉克战争后的复杂国际形势下，布什政府不会放弃谋求全球霸权的目标，而是更可能在经济、金融、外交诸多领域，以软硬兼施手腕发动“软战争”攻势，以应对硬的军事冒险后美国面临的困难局面。美国在中亚地区频繁策动的“颜色革命”，国务卿赖斯访俄期间公开鼓动推翻白俄罗斯亲俄政府，也表明美国正.更多采用软谋略配合硬的霸权攻势。里根政府策划的瓦解前苏联秘密战略显示出，新型“软战争” 的形式灵活多变，攻击点可选择国际对手的任何部位，但都是围绕其薄弱环节和制度要害，往往采用外交、经济、金融等软政策武器，配合军事包围、遏制等传统硬恫吓手段，因而有可能产生致命性的破坏作用，值得我们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综合视角，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防患未然，以更好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和经济金融安全。
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进入相对平稳发展的时期，当时江泽民同志应邀访问了美国，同前总统克林顿会谈并达成了共识，要建立面向新世纪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人们不曾想到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骤变，1999年4月，美国发动了武力干涉南斯拉夫的战争，此时正值朱镕基同志应邀访美的前夕，中国考虑到维护中美战略关系的大局，按原定计划执行国事访问表示了友好姿态，并未像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那样，取消访美计划将飞机中途掉头返回。但是，恰恰在朱镕基同志访美归国不久，就发生了美国从本土派遣战略轰炸机，悍然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这一事件究竟是偶然误炸还是蓄谋？是否预示着中美关系将遭遇更多麻烦？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人们的担忧。2001年小布什上台执政后，明确抛弃了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公开称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战略对手”。 2001年3月24日，外电广泛报道了美国国防部刚提出的一份报告，称美国的战略重点将从欧洲转向亚洲，将中国作为头号“战略对手”。此后不久的4月1日，发生了美国间谍飞机在我国沿海地区活动，在中国南海上空公然撞毁我军机的事件，仿佛证实了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真实性。
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大使馆后，有些善良中国人虽然明知不是“误炸”，但希望这只是一个偶然挑衅事件。但是，现在将此后一系列事件串联起来，可清楚看出轰炸我大使馆绝非事出偶然，预示着美国对华战略面临着重大调整，乃是美国发动全球霸权新攻势的前奏。笔者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曾详细剖析的美国的战略思维逻辑，并非是市场促进和谐发展的“理想主义”，而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作为实力筹码谋求霸权的“现实主义”，当军事手段代价大时就侧重玩软手腕，而对手实力削弱后重新运用硬恫吓。2002年，布什政府高官公开承认其战略调整，正是根据所谓的“新现实主义”。据外电报道早在布什就任总统之前，高层右翼智囊就向他提出战略转变建议，根本放弃冷战时期的力量均衡思考模式，因为，新的现实是前苏联衰败后世界已经失衡，美国已经成为失去制衡的超强力量，应该运用超强力量尽情追求最大利益，还提出要“展开各种进攻性的军事部属”，明确提出以此确定美国的“霸主地位”，并通过全球霸权寻租谋求更大的超额垄断利润。
有些中国人担心怀疑美国就是“冷战思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现实主义思维”甚至比“冷战思维”更恶劣，因为当时美国为对抗前苏联力量的制衡，还要考虑到利用盟国和中国搞战略平衡，而“新现实主义”则意味着搞单边霸权主义，企图随心所欲利用超强的军事力量，打破以前国际利益格局追求更多利益。据海外报刊报道，美英政府高官正公开鼓吹新帝国主义论，提出了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宏伟蓝图，还利用学者制造“霸权永续”的“新帝国共识”，以求永远无限制地扩大实力失衡格局，打击遏制对手追求无限制的霸主利益。美国宣称将奉行的“新现实主义”，乃是中国无法回避的“新现实”，这是由国际实力格局的失衡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国惹不惹美国”来决定的。
美国间谍飞机撞毁我军机的事件，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但是，有些经济界人士却主张中国顺从美国霸权，担忧中美关系恶化影响到经济利益，他们认为不断扩大开放和加强经贸联系，单纯经济利益就能遏制美国霸权和台独分裂势力，但其实不然，某些拥有巨额对华投资和贸易额的跨国公司，其军工生产部门也积极资助反华智囊团，推动美国政府将主要战略目标转向中国，以既亲华又反华的两面姿态谋求最大利润。显然，缺乏国际战略眼光的单纯经济观点，不利于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和长远经济利益，甚至可能为美国软战争攻势下的薄弱环节。里根政府策划针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时期，前苏联的经济精英特别是某些涉外经济人士，迷恋尼克松“缓和”政策培育的经济依赖性，曾经积极支持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思维”，加速了前苏联的政权崩溃和国家解体。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中国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向美国提供了许多合作与帮助，这种做法是必要的、正确的，因为，恐怖主义违反基本文明准则，不是反对霸权主义的正确途径，还会为推行霸权主义提供借口。美国出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需要，的确做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些努力，中美关系进入了近年来最好的时期，这种情形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但是，中国人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是现实主义，其政府高官曾反复宣称其外交信条，乃是“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或敌人”。正当西欧盟国和俄罗斯等许多国家，主动配合美国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赢得了阿富汗战争的胜利之后，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欲望再次抬头，2002年推出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包括公然违反国际法的21世纪新国家安全战略，威胁对主权国家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美、英两国高官公开鼓吹的“新帝国主义论”，声称可对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运用包括欺骗在内的“丛林竞争规则”，还不顾世界各国包括西欧盟国的强烈反对，发动侵伊战争威胁到法、德、俄罗斯利益。这种严峻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中国不能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过于乐观，必须深入研究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演变，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充分准备。2005年5月据外电报道，美国右翼保守派认为反恐战争牵扯了布什政府太多精力，主张将关注点重新转向制定对华战略的呼声强烈，美国国防部官员也认为“从长期看左右美国国家利益的是中国”，已将中国列为制定美国长期国家战略的中心地位。美国曾操纵石油价格迫使前苏联陷入经济困境，还逼迫日元升值诱导日本陷入长期金融危机。当前石油、原材料价格猛涨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美国国会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益强烈，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超越单纯经济贸易的视角，从国际大环境的战略高度进行深入考察，才能更好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安全。
二、 美国“软硬兼施”两手战略的威胁
美国全球战略始终有“硬”、“软”两手，有的时期侧重于发动“硬”的攻势，有的时期则侧重于玩弄“软”的手腕。布什上台执政后，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明显地向右翼鹰派强硬路线倾斜。2002年6月1日 ，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法发表演讲，明确提出“这些在冷战时期有效的战略，即通过经济、外交、军事和道德压力，而不是通过武力实现目标，已不适合21世纪的国家安全需要”。美国右翼高层智囊马拉比则更明确提出，“那些非帝国主义的手段，特别是外援和各种扶植政权的努力都是靠不住的”，必须恢复帝国主义时代的强硬手段。
从表面上看，布什的强硬姿态是迫于严峻国际局势，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军事地位远不及今天强大，不仅面临超级大国前苏联阵营的威胁，还面对频繁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挑战，特别是越南战争遭到惨败之后，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受到严重的削弱，那时美国全球战略反而侧重玩“软”手腕，重视运用经济、外交、人权民主战略，间接地为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服务。今天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外交、文化手段的影响力本应更大，为何缺乏自信抛弃成功的“软”谋略，反而转向不得人心的帝国强硬政策呢？
美国全球战略从“软”到“硬”的转变，背后隐藏着垄断财团追求最大利润的贪欲，它不会满足于对美国民主、强大的空洞赞美，而必然要求将实力筹码兑换为无限财富，前苏联解体后的世界实力失衡格局，恰好为实现其野心提供了天赐良机，于是毫不顾及帝国主义的声誉不佳，因为只有重新恢复帝国的强硬手段，才能随心所欲最大限度追求超额利润。越南战争失败之时，美国深感实力均衡不利于自己，一概采取硬武力代价太大，于是转向了软的“缓和”战略，现在前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失衡，虽然竞争对手威胁已不存在，本是“和平与发展”的大好时机，军工集团却不愿放过超额利润机遇，于是就制造“文明冲突”更危险的舆论，直接推动赤裸裸的帝国强硬政策。
布什的强硬政策并不意味放弃软谋略，相反是以强硬手段推进软谋略，正可谓是“硬中有软，以硬促软”。布什上台后曾声称，他最佩服美国前总统里根，将效仿他的作风处理国际事务。里根的国际战略的最大特色，正是表面上处处显露强硬姿态，实际上却是装扮牛仔的硬恫吓，以攻心战来推动背后的“软谋略”。据美国媒体报道，设计里根对外政策的高层智囊，公开声称美国不应表现理性姿态，而应有意表现“非理性的疯狂”，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促进美国利益，因为“凡有理性的人都不愿惹疯子”。里根政府大肆宣扬的“星球大战计划”，有意透露可能对前苏联发动核打击，后来都证明是精心策划的“攻心战”。同样，今天布什政府大肆宣扬“导弹防御计划”，尽管科学界抨击其技术根本不成熟，其本质也是以硬恫吓推进全球霸权战略，为军工综合体提供巨额的订单和利润。
里根政府表面上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但实际上对于较有实力的国际对手，主要是通过硬恫吓推动“攻心战”，除了拉美后院的小国格林纳达，并未轻易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冲突手段。例如，伊朗扣押美国使馆人质事件，卡特政府曾打算武力解救遭到失败后，里根政府暗地同伊朗进行秘密交易，通过向对手提供武器达成交换人质协议。里根政府对前苏联的硬恫吓产生效果，成功动摇了前苏联领导人的制度信心，也是以上几届美国政府的软谋略为基础的。二次大战后初期，美国曾拥有绝对的军事经济优势，但是，更加强硬的冷战遏制并未撼动前苏联，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时，美苏之间军事经济差距已大大缩小，前苏联核武器数量上还占有优势，里根的硬恫吓反而却产生了更大效果，同前几届美国政府的缓和谋略有很大关系。尼克松、基辛格制定的“缓和战略”，是通过提供贸易、资金、技术等经济好处，培育战略依赖性作为牵制对手的筹码，里根政府恰恰是充分利用了这些牵制软筹码，最大限度发挥硬恫吓的攻心效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推行“缓和”政策的时期，前苏联接受西方的大量贷款，进口西方的技术和高档消费品，产生了对西方的经济依赖性。美国先通过有意培育经济依赖性涣散前苏联人的斗志，到了八十年代，美国毫不留情地收缩绳套，通过各种经济制裁卡住前苏联脖子，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沙特阿拉伯，压低石油价格导致前苏联外汇储备剧减，同时经济制裁限制前苏联进口技术，前苏联经济增长趋缓进口消费品减少，便在前苏联领导人和中上阶层中产生很大心理震撼。在后来披露的五角大楼绝密文件中，前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称此为‘经济战’的一种方式，温伯格坚定地认为，苏联如果从西方得不到贷款和技术，那么它的日子就无法过下去了。美国在“缓和”时期同前苏联的文化交流，在知识分子和青少年中培育了异己价值观，“甲壳虫”摇滚乐曾在前苏联引起轰动。据报道前苏联刚刚解体之后，“甲壳虫”乐队就再次访问俄罗斯，摇滚乐手在几乎疯狂的观众中如醉如痴，仿佛骤然体会到扮演了特殊的历史角色。过着有社会保障生活的前苏联民众，并不知道资本主义生活的艰辛动荡，对西方的自由和消费品抱有浪漫幻想，在对摇滚乐的狂热中表现得淋漓至尽，但当通过激进改革置身于资本主义时，这种浪漫的自由幻想就很快破灭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外电报道有些俄罗斯人饱尝生活艰辛，情愿有意犯一些小罪住进监狱，也不忍受受颠沛流离的自由生活。俄罗斯民众通过亲身体验资本主义，终于领悟到美国推销的新自由主义，并非“平民自由”而是“权贵自由”。
美国采取强硬的“硬恫吓”政策时，也精明地善于计算成本和收益。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由于伊拉克尚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美国并不急于推翻萨达姆政权，等通过联合国核查销毁了大部分武器，反而放心大胆地发动侵伊战争。正是考虑到伊朗、朝鲜的军事力量，美国不愿冒太大风险动用武力。中国是拥有“两弹一星”的核大国，即使布什政府采取硬恫吓的政策，也是像对付前苏联那样“以硬促软”，主攻方向是动摇中国意志的攻心战，“软战争”乃是更加厉害的杀手锏。美国对华友好的“缓和”政策时期，正常外交、经贸、文化交流的背后，也是“柔中带刚”暗藏着重重杀机。克林顿是对华比较友好的美国领导人，他曾倡导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但据外电报道，克林顿同一时期曾公开对记者说，“柏林墙已经倒下去了，现在该轮到紫禁城了”。克林顿一次在国会发表讲话时还声称，中国本来早应像前苏联那样陷入垮台，但却依然存在并获得较快的发展，这对美国来说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中国固然不应害怕美国的硬恫吓，但对美国的软谋略也不可掉以轻心。
倘若美国一直采取“硬”或“软”的战略，对手就可能逐渐熟悉并且适应其战略，摸索出削弱其战略破坏力的对付办法。殖民主义时代，尽管帝国主义国家拥有绝对优势，采取强硬军事手段侵略亚非拉国家，但是，亚非拉民族虽处劣势却不屈服压迫，通过长期反抗斗争终于战胜了强敌。中国的革命斗争更是以弱胜强的典范，曾经打败了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还在朝鲜、越南战争中让美国饱尝苦头，迫使美国放弃了“冷战”遏制战略，转而采取新的软硬兼施“缓和”战略。美国“缓和”战略具有攻击性和破坏力，恰恰在于瓦解对方的警惕性和抵抗力，出人意料反复地大幅度调整战略，骤然“从硬变软”或“从软变硬”，使对手忽而麻痹大意忽而过度恐惧，无所适从并摸索有效的应对策略，然后攻其不备打击对手的薄弱环节。
英国的著名战略家亨利·利德尔，曾精辟阐述过“软战争”的精髓。他在《间接路线战略》一书中写道，冷战时期当权的西方政治家们，误以为通过军事竞赛中的优势，就能赢得自身利益和确保和平，眼光始终没有超出直接战略目标。他认为，军事战略必须接受“大战略”指导，因为只有“大战略”，才会有更深远的预见和更广博的观点。利德尔还写道，人类历史上，攻击对手战争所采取的“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那么，也就难于使战争取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路线”，既有物质性的，也有心理性的，但终归总是心理性的。如同在战争中一样，在制服敌人以前，应首先削弱他的抵抗力，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对方诱出其防御阵地。利德尔认为战略学的最重要原则是，既要经常保持固定的目标，而在追求这个目标时，则应该适应环境变化，随时改变路线，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的突击，尽量从侧翼采取迂回行动，猛击对方最薄弱、要害之处，这就是所谓“间接路线战略”。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
美国被迫放弃直接的硬“冷战”战略，转而采取间接路线的“缓和”战略，并不意味放弃征服对手的固定目标，而仅仅意味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随时改变进攻路线采取侧翼的迂回行动，这种骤然“从硬到软”的战略改变，能令对手难以适应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其原理仿佛在远古的“冰河”时期，众多动物如猛犸象为适应寒冷的天气，已进化出厚厚的脂肪和长长的绒毛，一旦“冰河”时期过去寒冷气候消失，从前适应恶劣环境的脂肪和绒毛，反而变成了无法适应温暖气候的障碍，面临着在夏季被气温升高热死的危险。生物进化史上环境骤然发生变化，曾导致大量物种因难以适应而灭绝，同样，社会进化过程中环境发生的骤变，也可能导致国家瓦解和社会制度的消亡。
当美国突然转向软的“缓和”战略，给予昔日对手种种经济贸易的好处，这种积极的环境变化也带来了负效应，令对手为适应恶劣环境进化的制度特征，似乎突然变得过时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倘若对手不能认识这种变化的原因，向党政干部和民众作出合理的解释，就难以有效地利用环境的积极变化，甚至导致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和断裂带，产生怀疑和否定自己历史的社会思潮。当政府官员和学者纷纷应邀访问西方，被西方国家奉为上宾受到热情款待时，很容易令人感到以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统统都是意识形态教条和政治宣传，进而在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愿意进行客观、冷静的历史比较，出现全盘效仿西方模式的盲目冲动。其实，美国被迫放弃“冷战”封锁遏制，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并且给予种种优惠，恰恰证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只有坚持并不断完善自身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成功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否则将会造成国家瓦解和经济崩溃的灾难。
美国采取利德尔的“间接路线战略”，通过“缓和”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是为将对手引诱出“坚固的防御阵地”，一旦条件成熟和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随时都可能变换貌似温和的面孔，骤然进行“从软到硬”战略调整，重新启用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正像里根政府制定的“星球大战”计划，故意表现非理智疯狂恫吓前苏联领导人，以及随着前苏联解体和世界格局改变，突然转移战略目标将中国作为主要对手。倘若对手不充分认识美国的谋略，放弃了“坚固的防御阵地”，缺乏应对策略进行有效的抵抗，“从软到硬”的骤然战略转变，就能够产生巨大的心理震撼，很容易造成内部分歧矛盾发生分裂，正像钢铁虽然坚硬不惧怕硬撞击，却难以耐受“忽软忽硬”的反复弯折，容易因缺乏韧性发生内部断裂一样。美国通过“缓和”培育的战略依赖性，很容易使一些人无法清醒判断形势，看不清美国硬恫吓的“攻心为上”计谋，屈服于美国施压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期待以重大让步来缓和美国的威吓。美国发动攻心战削弱对手抵抗力后，便会趁机攻击对手的薄弱、要害之处，根本动摇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基础，利用全盘效仿西方的盲目社会思潮，推销新自由主义的灾难改革药方，诱迫完全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调节，推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放弃经济金融主权全面开放市场，人为酿造经济金融危机削弱对手实力，进而廉价收购并控制对手的经济命脉，达到摧毁对手实力和谋求霸权的目的。
三、 “刚柔并济”应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美国的“缓和”战略的厉害之处，在于为征服对手的“固定目标”，运用隐蔽迂回的“间接攻击路线”，时而“笑里藏刀”，时而“虚张声势”，“忽软忽硬”令对手捉摸不定、无所适从，出其不意攻击对手的薄弱、要害环节。中国对付美国软硬兼施的两面攻势，不能采取单纯“软”或“硬”的办法，而必须既要保持“刚性”，又要增加“韧性”，以耐受对手忽软忽硬的反复弯折，采取“刚柔并济”的“太极拳”策略，避实就虚闪过对手的攻击锋芒，头脑清醒、认清形势、站稳脚跟，保护自身要害不给对手可乘之机，灵活应变、借力打力、趁势反击。当美国对中国表示比较友好的姿态时，中国也应冷静认识到美国的战略考虑，一方面充分抓住国际环境改善的机遇，积极借鉴国外经验推动改革开放事业，一方面应对中外差距做客观的纵横比较，避免全盘效仿西方模式的盲目冲动，防止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和错误思潮，警惕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重视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当美国突然再次对中国进行硬恫吓时，中国也应处变不惊、沉着应对，认清美国的“软硬兼施”两手策略，不被其故扮疯狂牛仔的攻心战吓倒，不幻想以顺从、让步来换取太平，软弱退让只能让对手变本加厉，但是，中国也不应独自采取强硬对抗办法，而应广泛联合世界各国形成统一战线，在发展壮大经济、国防力量的基础上，尽量采取“软牵制”来抗衡美国霸权。
中国应善于全面统筹考虑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让更多的经济工作者具有国际战略眼光，这样才能识破美国软战争手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同时反过来利用经济措施牵制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某些外国大财团和跨国公司为了谋求最大利润，既为对华投资贸易作出友好姿态，又为高额军火利润支持右翼势力反华，包括蓄意夸大所谓中国的军事威胁，怂恿政府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和假想敌，制造反华舆论或资助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支持台湾分裂势力搞渐进台独的举措等等。中国也应将战略利益目标同经济贸易挂钩，促使其明白不能既赚中国的钱又搞反华，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也要谨慎行事，否则不可能获得最大利润和中国巨大市场的商机。例如前几年某些台湾的大财团和企业，一方面在大陆大量投资赚了大钱，却又积极支持陈水扁和民进党上台，但近来发生了转变公开表明反对台独态度，这充分说明将国家战略目标同经济贸易挂钩，不仅是必要的同时也是非常奏效的，而某些经济界精英人士缺乏国际战略眼光，单纯强调扩大开放和加强经济贸易联系，有可能损害国家战略目标和长远经济利益。
某些经济界人士单纯考虑经济贸易利益，还担心中美关系恶化影响在国外的子女，主张中国屈从美国霸权和反华舆论压力，殊不知美国右翼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通过编造类似李文和窃取核机密事件的手法，蓄意制造反华舆论并非为了冤枉某个人，而是为了通过全球霸权寻租获得长期经济利益，倘若中国遇到压力就屈从美国霸权，恰恰会让美国右翼势力感到得逞尝到甜头，反而会变本加厉地更积极推动反华。国内某些主张自由化的人士和腐败分子，甚至主张从政治到经济全面追随美国，政治制度上实现全盘“西化”，经济上实现全面私有化，似乎这样能确保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殊不知巴拿马和智利的某些前国家领导人，曾经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所谓“亲密伙伴”，但时过境迁也遭美国抛弃沦为阶下囚，独联体和中亚一些转轨国家的精英人士，也曾在政治上推行美国倡导的民主选举，在国际政策上讨好、顺从美国霸权，配合美国反恐战争允许设置境内军事基地，在经济上推行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通过大规模私有化掠取了巨额财富，建立了子女控制的庞大家族企业集团，但如今也被美国支持的“颜色革命”抛弃，成为反对派以“反腐败”为借口的清算对象。美国的精明之处在于一方面推广“华盛顿共识”，误导、纵容转轨国家的私有化及其产生的腐败现象，一方面利用私有化造成的贫富悬殊和民众不满，时机成熟后大洒金钱支持反对派闹事，制造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以谋求更大战略利益。我们应该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流行，防止私有化产生的腐败和两极分化，建立和谐社会并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消除美国利用软谋略制造“颜色革命”的土壤。
由于美国的霸权战略是针对全世界，因此，或迟或早会侵犯不同国家的利益，必然激起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反抗。法国、德国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国，但是，布什上台外交政策转向单边主义，很快引起了它们的警觉和批评，迅速采取行动对抗美国的单边外交政策，以“软牵制”办法遏制美国称霸野心膨胀。例如，2001年初联合许多欧盟和第三世界国家，投票将美国逐出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有些中国人不理解法国、德国的立场，美国似乎并未将矛头指向它们，为何不韬光养晦保持沉默，反而要冒风险去惹美国？有些中国人甚至担心美国恼羞成怒，误认为中国在人权委员会捣乱进行报复。有些中国人认为躲还来不及，法国人却居然大胆出头打抱不平，动机何在似乎令人难以理解。
法国、德国所为并非单纯出于正义感，而是深知美国全球战略的趋势，迟早必然会威胁、损害自身的利益，与其坐视形势恶化不如先下手为强，选择有利的时机、场合主动出击，才能联合更多国家共同遏制美国霸权。法国、德国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帝国主义扩张争夺的历史，深知帝国主义之间无法合作共享利益，对库柏的新帝国主义论不抱幻想，不愿坐视美国全球扩张侵犯自身利益，因而坚决反对美英发动侵伊战争，从西方内部形成了反对美国霸权的阵营。[1]
法国显然知道对抗美国的霸权，必须广泛联合许多国家的力量，抵消美国向法国施压的影响。2003年在巴黎举行八国峰会期间，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特意邀请巴西、中国、印度等国领导人，举行具有战略意义的南北高峰对话，实质上是为联合第三世界的反霸力量，开展牵制抗衡美国全球霸权的外交攻势。中国应与法国开展广泛的战略合作，特别是在发展两国的战略性产业方面，如航空、航天、军工、高科技产业，扩大贸易合作和技术交流的规模，增强两国综合国力有利于抵御美国霸权。中国还应同欧盟国家大力发展经贸关系，扩大欧元储备减少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减少美元贬值趋势带来的金融风险，削弱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对国际金融的操纵，共同维护欧亚大陆国家的金融货币稳定。
法中两国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也存在许多可以相互借鉴之处。法国和中国同属大陆文明国家，价值观念更为强调家庭、社会和谐，显著不同于强调个人主义的英美文化，如法国重视政府宏观指导和社会公平，国有企业在战略性行业有很高比重。法国具有悠久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不赞成英美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正当英美两国大肆鼓吹私有化之时，法国却推行了最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法国社会党前总理若斯潘曾指出，美、英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潮流，对法国的价值观和社会经济制度，构成了不容忽视的严重威胁。近年来，在法国和欧洲社会党的积极支持下，有150多个国家参加的社会党国际，一致通过并发表了《圣保罗联合宣言》，明确提出反对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法国总统希拉克邀请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举行具有战略意义的南北高峰对话，显示出理解、同情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法中两国应广泛联合亚、非、拉国家，在改革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更公正的新秩序方面开展战略合作。
中国还应加强同亚洲国家的战略合作，特别是东盟+3会谈和上海合作组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些国家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以减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从而帮助亚洲国家更好稳定金融体系，独立制定更加符合自身情况的经济政策。美国对亚洲货币基金极为敏感，表示坚决反对并施加压力竭力阻挠。马来西亚敢于反抗国际货币基金的压力，加强了政府干预和资本流动的管制，结果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较轻，泰国官员总结发生金融危机以来的教训，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造成了很大危害，表示将尽快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效仿马来西亚维护主权自主制定经济政策。中、韩、日和东盟国家应加强经济合作，努力建立区域性贸易和货币金融组织，减少对美国市场依赖维持稳定增长，抵御下次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同时还应将合作扩大到地区安全领域，防止地区不稳定和美国插手干涉。
中国同俄罗斯、中亚五国通过协商，共同建立了上海国际合作组织，在维护地区稳定和反对恐怖主义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今后还应加强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建立连接欧亚大陆的新丝绸之路，通过铁路、管道、物流、信息等网络，将合作区域向东扩大到朝、韩、日，向南扩大到印度和东南亚各国，通过多边磋商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努力创造和谐环境避免激烈竞争，推动整个欧亚大陆发展跨上新台阶，通过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和民族冲突，消除民族矛盾和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美英地缘战略家一向重视欧亚大陆，视为控制世界的地缘战略中心地带，主张在巴尔干和中亚制造不稳定。欧盟国家领导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认识到美英地缘战略的潜在威胁，针对其鼓吹的所谓“邪恶轴心”论调，提出要形成“欧亚大陆稳定弧线地带”。中国、欧盟、俄罗斯和亚洲各国，存在共同利益开展全面战略合作，挫败美、英鹰派地缘战略家的图谋。
[1] 美国高官曾明确表示要惩罚法国、德国，让它们为反对伊拉克战争付出代价，为此美国通过各种渠道竭力影响法国、德国政局，促使法国、德国后来大选中右翼政府上台，采取亲美立场并改变了对华友好传统，甚至不惜在奥运前夕充当美国反华的马前卒，萨科奇、默克尔都表示推行金融自由化并放松监管，这些政策措施严重损害了法国、德国的民族经济利益，致使欧洲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爆发前落入美国圈套，大量购买了美国的次贷金融衍生债券形成巨额有毒资产，当前正深陷美国蓄意炒作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