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民主化爭議的幾點淺見II

三、並不存在所謂普世價值/（美國式）民主並不是普世價值

有沒有普世價值，可能是最難回答的問題，也許根本就沒有答案。普世價值也可能是個需要先在概念上釐清的問題。概念的抽象性與普遍性通常相關，愈抽象，適用性就愈普遍。所以，一種價值是否具普世性，也與該價值的概念抽象程度有關，愈抽象的價值通常就愈具有普世性。譬如說「善」(good)的普世性可能就比較沒有疑義。

普世價值也可能只是個信仰問題。換言之，普世價值可能只是某些人的信仰，某些人相信某種價值應該是普世共享或共同追求的。推動普世價值，其實是在推動這些人的信仰。問題反而在於當這些信仰者推動他們所信為普世的價值時，他人適不適合宣告其行動為不合法(illegitimate)、應被拒斥。

民主價值的所謂普世性，可能源於更基本的人本主義價值。當我們認定人是目的、人有主體性，而民主價值正是朝向著維護這種普遍的人的主體性時，那麼，只要人本主義價值有普世性，民主價值也就具有普世性。

總的來看，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議可能是一種假議題，並不是那麼關鍵。我們可以基於人本主義價值具有普世性的假定而視民主價值為普世的。而即使我們論證民主價值並非普世價值，甚至根本無所謂普世價值，我們也未必應該拒斥民主價值，因為我們還是可能決定接受人本主義的價值，接受維護普遍的人的主體性的主張。要不要推廣民主與要不要接受民主，都不必以民主價值的普世性為準，而關鍵更在於我們是不是堅持要做自己的主人。

同樣的，美國式的民主價值，可能是最抽象的民主理想中的一種較具體的形式，他人未必需要採納。美國的具體民主制度更是已經顯露出諸多的缺失，他人更未必需要採行。但是，就像前面所述，美國的民主制是個值得參考的模型，它是人類經驗、智慧的一部分結晶。他人可以分享，也可以修改這套制度，卻不必因為美國的缺失而否定民主制與民主價值。

四、目前的中國政府並不是專制政府（甚至，中國倒實現了實質的民主）

目前的中國政府是否專制，就如同美國是否真正民主的問題，我們可以拿民主與專制的理念型(ideal-type)與具體經驗事實詳細對照，並一一指出事實與理念型間的異同，而未必要簡單判定是或否。做簡單是否式的判斷的必要性，只在作為即時後續行動的依據時較有需要，作為長期大方向行動的決定依據，簡化、二分的判斷就既非必要，甚且誤導。

有人強調中國政府是參考民意來制訂政策，如此，雖然沒有什麼選舉，倒可能實現了更多實質的民意、實質的民主。但是，要如何直接確定民意其實並不容易。如果是在民調發展成熟（如果沒有選舉、投票的話）的地方或有較大可能性，否則恐怕有困難。有些最基本的民生需求，或可由決策者逕行判斷，但是稍微複雜些的需求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發展經濟，大約符合基本民生需求，就此而言，決策者的確比較能把握住民意。但是再要進到人民的自我實現層次，就沒有這麼容易掌握。而且，如果經濟利益有產業別的、地區的或群際的衝突時，決策者能否做到最公允、妥當，也是問題。決策者的主觀價值、感覺與判斷可能與總體民意有出入，或者雖然合於多數民意，卻未必合理、妥當。

說到衝突，衝突的發生可以是在許多不同的層面。譬如，中國自古即有「忠孝難兩全」的衝突困擾，在今天來講，可能是公與私的利益衝突。而傳統中國社會極重家庭價值，如果家人溫飽、生存還有困難，這時候要人為國、為社會獻身，就有困難，即使是幹部也難例外。

再說，在族群間也有內團體與外團體間的利益衝突，譬如漢人與少數民族。漢人自有一套是非、忠奸、乃至國家認同的應然判斷，卻未必與少數民族一致。少數民族的聲音很少能得到正視，遑論能被接受。從而，所謂參考民意，究竟是誰的民意呢？在我們的有限的主觀認知之外的民意，也能被參考到嗎？

傳統中國的政治，其實一向強調民本，也就是主政者要為人民福祉考慮。只是，在訊息不足、制衡機制也不足的條件下，事實上的發展是官與民形成階級畛域，隔閡甚深，資源分配也極不平等。中共早期的階級鬥爭路線，主要就是在這種結構條件下的不得已的救弊手段。而晚近的中國政府不再強調階級鬥爭，卻可能無意間回復到傳統的階級分化的道路。

當前中國政治制度究竟是否專制，這個問題未必要去尋求二選一的答案。議題其實更重要是在具體的制度內涵。譬如可以具體討論是否有普遍的參政權？是否有充分的新聞自由？立法、司法權是否獨立於行政權？…這些問題也都未必是二選一的問題，而可以是程度的問題。重點在於，總體來看，政府與人民之間，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是否失衡。總之，我以為中國還有改進的空間。

也許，中國確有許多客觀顧慮，不宜太快推展民主化。但是，如果民主的價值被接受，那麼，至少應該為民主化做出準備，努力於提供實現民主化的條件。

五、目前的中國政府有優秀的表現（勝於號稱民主的國家）；

對於中國大陸晚近的進步，我願意高度肯定。我也不會否認中國政府的努力意義，以及其得民心的事實。但是，我們還可以再從兩個方面深思。就在中國進步的此刻，是不是還有不少的中國人承受著某種的苦難，作為政策的犧牲者，或者作為「罪犯」？再者，特別是在地方層級，官員的貪污、擅權弊端是否普遍，而且少有約束？即使採取「雙規」等管制方式，問題仍然層出不窮？

溫家寶總理強調要政改，說是「風雨無阻，至死方休」。這樣嚴峻的說法，所為何來？政府相對於人民的權力與擁有的資源失衡，以致人民對於官員的約束力不足，這不是一個深沈的問題嗎？

許多人拿台灣與大陸晚近的發展相比，而對於台灣現行的民主體制表示質疑。的確，台灣的民主化似乎未能提升整體效率，反而使民眾陷入迷惘，甚至憤懣、不平。結果，就連許多台灣人也懷疑這樣的民主制。如果多數人都對現狀感覺不滿，這是符合實質民意的制度嗎？

這裡，問題的確棘手。質疑民主制不是沒有道理。不過，至少我仍然認為，問題有一部分是民主初期的問題。包括一般民眾的民主素養及其他配套的條件不足，加之台灣社會本身既存的族群與認同矛盾，促成了混亂與迷惘。這些問題，未必是民主制本身所造成，民主制主要是使問題更有機會顯現出來。而民主化初期則需要付出學習代價。

族群矛盾或許可以用較不民主的方式加以壓制，以避免爆發激烈衝突。不過，壓制的效果卻難說。以南斯拉夫解體後的慘烈衝突情勢看來，族群矛盾可以歷數百年而猶未消，一旦有機會，還是會爆發出來。反之，民主化雖然使矛盾顯露，卻也可能使矛盾抒解。民主制的一個重要優點，就是有利於建立社會安全閥機制。當然，這不只需要民主制作為條件，還需要另外衝突各方的善意努力。總之，台灣現在雖然藍綠對立甚烈，其實從底層來看，省籍矛盾正在解消。至少，像二二八的仇恨就已經成為可以討論的議題，而不再是一種絕對的、無可消解、也無討論空間的仇恨。

台灣的這種良性改變，許多台灣人自己未必能看清，以至於對台灣的民主化也抱持非常負面的評價。但是，對於台灣的民主化經驗的準確評價攸關台灣的長期發展，應該要非常審慎。如果想要呼籲整個中國走向民主化，尤其不能錯估民主化的價值。